文 | 七萬a
编辑 | 七萬a
不。他们没有。
这个传说诞生于列奥尼达斯国王在温泉关战役之后。即使在古代，他们也只做了人们期望他做的事情。这是由于对古代温泉关纪念碑的误解造成的。
希罗多德指的是为纪念在温泉关作战的人而竖立的三座独立的纪念碑。有一座集体纪念碑，上面写着：曾有四千人来自伯罗奔尼撒，在此与三百万敌人搏杀。那里有“一头纪念列奥尼达的石狮子”，还有一座由斯巴达人竖立的特殊纪念碑，上面写着：“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达，请告诉那里的公民们，我们战亡此地。”
我相信，这篇简单的墓志铭是古往今来人们对斯巴达的许多困惑的根源。它被广泛解释为在温泉关死亡的300名斯巴达人没有撤退的选择。据称，这些人被埋葬在温泉关的山口，离家很远，因为斯巴达的“法律”禁止撤退。
但几个世纪以来，斯巴达军队在各种其他交战中都存在过投降和撤退的情况！斯巴达人似乎并不认为有反对撤退的“法律”，即使是在与列奥尼达在温泉关所面临的威胁和绝望程度相比要小得多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列奥尼达和他的300人是唯一按照斯巴达法律生存和死亡的斯巴达人？或者墓志铭还有另一种解释吗？
答案在于，事实上有两座斯巴达纪念碑：一座是列奥尼达的，另一座是献给其他斯巴达人的纪念碑。如果我们将两者分开，那么我们就会开始明白，300人遵守的“法律”根本不适用于列奥尼达。
列奥尼达斯有一个选择。列奥尼达本可以决定在山口变得无法防御时立即撤出山口。列奥尼达斯如果这样做了，就不会违反任何“法律”，因为没有法律要求斯巴达人“战斗到死，不能退一步”。
但是有一条法律要求服从斯巴达国王，只要他们在拉塞达蒙边界之外指挥斯巴达军队。 这项法律有据可查，并得到广泛尊重。斯巴达的国王一旦回国，就可能受到指控、审判甚至流放，但在战争期间不会，在国外也不会。只要他们在国外参加战役，他们的部队就必须服从他们，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服从了。
这意味着，一旦列奥尼达斯决定留下来等死——毫无疑问，根据德尔斐的神谕，他的随从别无选择，只能留在他身边。普鲁塔克记录的轶事证据表明，列奥尼达 (Leonidas) 试图通过要求他们派遣急件来拯救他的一些同伴，但“长者”看穿了他并拒绝了。这与一位决心直面命运的国王是一致的，但他知道他的决定会拖累三百名斯巴达最优秀的人，这让他感到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竖立两座独立的纪念碑和墓志铭也是有道理的。列奥尼达斯是狮子，他决定去勇敢地战斗下去。然而，在他做出这个勇敢的决定之后，他的部队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并没有特别英勇，而是“遵守法律”。
从历史上看，斯巴达在温泉关之前遭受过多次惨败，没有哪支战斗部队会因为失败而死到最后一人。 例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斯巴达输掉了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混乱导致了动乱和革命。当然，斯巴达在公元前669年在希西亚伊遭到了阿尔戈斯人的猛烈打击，斯巴达人宁愿撤退，也不愿死守到只剩最后一人。
大约一百年后，斯巴达再次超越自己试图征服特吉亚，再次有幸存者；他们在特吉亚被奴役，被迫为特吉亚主人做农业劳动。
公元前525年，斯巴达对萨摩斯的远征同样以耻辱的失败告终，但远征军并没有被消灭。最后，在列奥尼达斯同父异母的兄弟克里昂米尼统治时期，一支由安奇莫利乌斯率领的斯巴达军队在法莱鲁姆遭到帖撒利亚骑兵1000人的袭击，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许多斯巴达人被杀……幸存者被赶回了他们的船上。幸存者再次被赶回他们的船上，他们登上船并用来返回斯巴达。没有关于死到最后一个人的记载。
温泉关之后，“宁死不降”也没有成为未来斯巴达指挥官的标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充斥着斯巴达的失败。 没有一场是大屠杀。即使在120名斯巴达人被困在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臭名昭著的案例中，记录也显示他们投降并被带走（残酷的！雅典囚禁。）然而，他们并没有被愤怒的民众视为懦夫、“颤抖者”或其他耻辱和毫无价值的人。
如果他们被这样看待，斯巴达就不会求和，并向雅典做出重大让步，让他们回来！即使他们在返回时集体从正式公民地位退化，也不表示不赞成投降。相反，它更可能反映出人们担心在雅典呆了将近四年的人可能会被雅典的民主制度颠覆（被洗脑）。不知过了多久，他们集体复职，有的甚至竞选公职。如果大多数斯巴达人认为他们应该自杀而不是投降，这是不可能的。
至于其他提到的斯巴达人母亲的行为，最能塑造斯巴达女性在大众想象中的形象的莫过于所谓的斯巴达母亲告诫她们的儿子“带着盾牌或在盾牌上”从战争中归来。
勇敢的母亲宁愿看到儿子死去也不愿丢脸的形象吸引了人们的想象力。好莱坞在电影《三百斯巴达人》中将这一所谓的传统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Steven Pressfield）在他关于战士的博客中赞扬了斯巴达母亲的这种态度。
然而，关于斯巴达社会的流行观点的这一坚定特征，有许多奇怪之处，这表明它——就像关于斯巴达的传统智慧的许多方面一样——可能完全是捏造的。
让我们从来源开始查看。普鲁塔克包括不少于十七条他归因于“斯巴达妇女”的“谚语”，所有这些“谚语”似乎都证实了斯巴达主妇中普遍存在的态度，与“与它或对它有关”的简洁表达的情绪一致。在其中不少于三个案例中，爱国的母亲亲手杀害了未能实现理想目标的懦弱儿子。在其他情况下，母亲用侮辱性的语言辱骂儿子——例如，建议他们爬回子宫。这些谚语以最温和的形式描绘了在战斗中失去儿子的主妇们兴高采烈地做他们的事，而不是悲伤。在两个案例中，当一位母亲从另一个男性亲属（在一种情况下是第二个儿子，另一种情况下是她的兄弟）那里得知儿子的死亡时，她建议他（亲戚）加入死者行列。在其中一幅中，一名妇女甚至被描绘成在战斗中失去了五个儿子，但她宣布自己很高兴，因为战斗本身已经获胜。
除了毫无疑问，这些说法中的许多只是来自同一原始来源的不同版本之外，几乎所有的说法都是匿名的。无论上下文如何，我总是对匿名消息来源持怀疑态度，仅这一事实就让我质疑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不可否认，由于谈论（雅典）女性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普鲁塔克出于对所涉及女性的尊重而没有点名（或者他的消息来源没有点名）；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被母亲惩罚或谋杀的懦弱的儿子——更不用说死去的英雄儿子没有被哀悼了。当然没有理由不点名懦夫和英雄，因为这会使前者蒙羞，并在后代中尊重后者？
除了匿名问题之外，这些谚语缺乏任何细节，无法确定它们的日期或语境。这同样有损于它们的真实性。它们都是模糊而笼统的，就好像它们充其量是杜撰的。
但是，由于两个具体的原因，所有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 首先，鉴于斯巴达的大部分战斗都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进行，人们想知道这些爱国女主人的懦弱儿子是如何不仅打破了斯巴达防线并逃离战斗的，而且还逃脱了战友的愤怒和军官的纪律？ 据推测，斯巴达军队对懦夫的容忍度很低，所以儿子们不得不完全逃离军队，偷偷溜回斯巴达蒙寻求母亲的帮助。在这里，其他消息来源告诉我们，他们将被视为“颤抖者”并遭受公民制裁。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在战争中没有尽到职责的斯巴达人会冒着在斯巴达被人看到的风险逃回家——以及他们对母亲的期望是什么？
其次，更能证明这些说法是否属实的一个简单事实是，斯巴达人将死者埋葬在他们倒下的地方附近。 这意味着“用它[你的盾牌]或在其上”这句名言的后半部分完全是胡说八道。斯巴达的战斗死者并没有带着盾牌被带回家，但正如奈杰尔·肯内尔（Nigel Kennel）在《斯巴达人：新历史》（第157页）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他们城市投射力量能力的切实标志。” 斯巴达的母亲不会不知道这种习俗。
从真实性问题出发，让我们更仔细地反思这些谚语的内容。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谚语描绘了一种“要么做，要么死”的士兵理想，甚至被任何社会中最容易被原谅不支持它的一个元素所强化和分享：士兵的母亲。据称，爱国母亲在每个陷入妇女认为是正义战争的社会中都这样做了。
然而，普鲁塔克收集的语录却一直在流传。他们描绘了如此爱国的女性，以至于她们为儿子的死而欢欣鼓舞，或者告诉幸存的儿子以死去的兄弟为榜样。更糟糕的是，在三起案例中，母亲们如此狂热，以至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些生物有什么吸引人或令人钦佩的地方吗？
答案是否定的——而且，我相信这些说法根本不是起源于斯巴达。
为什么斯巴达人会有兴趣记住和重复斯巴达士兵首先未能吸收他们社会的精神，然后面对敌人逃跑回家找母亲的事件（普鲁塔克的五句话）？ 毕竟，这些说法不仅描绘了意识形态激进的母亲，还特别描绘了那些未能实现整个社会理想的年轻人。活着回来的年轻人表面上都是经过斯巴达勇士训练的，是军队中的士兵。然而，根据这些说法，他们仍然不遵守守则。简而言之，这些说法暗示，整个斯巴达人的教育是非常无效的。斯巴达人有兴趣记录和记住这样的年轻人似乎并不合理——无论他们的母亲多么爱国。
此外，如果目的是强化“胜利或死亡”的精神，那么为何将其匿名，这实际上是无用的工具。说出名字会更有效，例如，讲述温泉关的幸存者是如何被他们的母亲辱骂的。如果斯巴达人想树立爱国母亲的榜样，他们会从真实的战争中选择真实的事件，并找出勇敢的妇女和她们可恶的儿子的名字。 他们也不会错误地认为斯巴达胜利的阵亡者是用盾牌带回家的。
另一方面，斯巴达的敌人不需要实名或实战，也不需要特别准确的细节（比如埋葬死者的地方），因为目标受众是国内。如果这些谚语的目的是加强“Feindbild”（敌人的形象），以确保即使是斯巴达的女人也被视为敌人——那么故事越通用越好。这样，它们就适用于所有时代，适用于每一场战斗，适用于每一名敌方士兵，适用于每一位斯巴达母亲。
我相信这些归因于斯巴达妇女的说法实际上是敌人的宣传。他们的目的是将斯巴达的女性——甚至是“小老太太”——描绘成与普通的雅典/底比斯/阿卡迪亚母亲截然不同，后者自然都崇拜自己的儿子。重点是将斯巴达女性描述为缺乏所有本能中最原始的本能：母性本能。
斯巴达的母亲被证明是不自然的、没有女性化的生物，即使在逆境中也不值得同情。这句谚语告诉斯巴达的敌人，没有必要像特洛伊妇女那样怜悯斯巴达的女人。去吧，杀了他们的儿子;因为如果我们不在战斗中杀死他们，那些赋予他们生命的女性形式的可憎之物，即斯巴达的母亲们，会在他们回家时杀死他们。
作为敌人对斯巴达的宣传，这些说法还有另一个更微妙的信息：即斯巴达传说中的重装步兵实际上只是一群懦弱的妈妈的孩子。 这些谚语共同表明，斯巴达士兵即使在绝望的情况下也不会战斗到死，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一路跑回家找他们的母亲。 为什么一个正常的雅典/底比斯/阿卡迪亚年轻人会害怕由一群妈妈的孩子组成的军队？
作为面向国内受众的宣传，这些谚语减少了恐惧，增强了勇气，并破坏了对敌人的任何认同感。因此，他们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斯巴达的敌人的事情，以及他们需要对抗对斯巴达年轻人的敬畏和对斯巴达母亲的同情。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斯巴达妇女的事情。
可悲的是，许多现代读者只看了它们的表面价值。
参考文献：
《伯罗奔尼撒战史》
《希罗多德历史》
《斯巴达三百勇士》